本地人不生了，长三角的最大隐忧

沈月

我大学刚毕业时，阴差阳错回了老家的报社。别看只是一家地市级报纸，我们那批招的人中间，除了我一个本科生，其余都是硕士。事后得知，我之所以被“特殊对待”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：我是本地人。
后来的事情发展，也验证了领导的判断。从见习期开始，就陆续有人或跳槽到省里的媒体，或选择考公考博。等到几年后我离开时，我们同一批进来的人，七七八八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而且一多半去了外地。
可见，哪怕是地处长三角核心区的城市，真正能长久留住的，还是本地人。
这点从任泽平团队最新的一份报告中，也得到了侧面印证。他们发现，自2010年以来，随着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、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以及老一代农民工老化，人口呈现向中西部回流的态势。
特别是四川、重庆和湖北三地，常住人口分别从2000～2010年的年均减少19万、17万、23万，变为2010～2020年的增长33万、32万、5万，实现了历史性地由负转正。
与之相反，东部的人口增速则开始减缓。
外地人不来了，或者说来得少了，本地人口的数量、出生率和增长情况，便显得愈发重要。也正因如此，当我看到最近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《人口“浙”十年》系列文章中，有关本地人口的数据，才会感到脊背一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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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人口表现，浙江在全国各省市中，不说最优秀吧，那起码也是“之一”。
过去十年，浙江人口增长了1014.07万，增量仅次于广东（2170.93万人），高居全国第二。全省常住人口达到6456.76万，一举超过安徽和湖北，排名从全国第10位上升至第8位。
同时，跟广东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珠三角，粤东的潮州、梅州、揭阳、汕尾、河源，及粤西的湛江等很多城市，均呈现人口净流出的情况不同，浙江是沿海省份中唯一一个所有地市都实现人口正增长的省份。
即使放眼全国，有此佳绩的省份也才浙江、贵州和西藏这区区3个。所不同的是，后两者主要依靠本地人的高生育率，而浙江则仰赖外来人口源源不断地输入。
至于浙江本地人口的情况，就不容乐观了。根据《人口“浙”十年》文章分析，至少存在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比重下降、老龄化程度加深、生育水平处于超低区域等一系列的问题。
2020年，浙江全省15～4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为1553.22万，占全部女性人口的50.29%。这个比例较2010年时（60.44%）大幅降低了10.15个百分点。其中，20～29岁生育旺盛期年龄的妇女人数为387.96万，占全部女性人口的12.56%，比2010年时下降了4.84个百分点。
育龄妇女比例持续减少的同时，生育意愿的下降，无疑更令人担忧。
过去30年，浙江人口的总和生育率由1990年的1.40降到2010年的1.01，此后虽经单独二孩、全面二孩、鼓励三孩等政策的轮番刺激，也只小幅回升至2020年的1.04。不仅远低于2.1的代际更替水平，甚至连1.5的国际警戒线都难望项背。
所谓总和生育率，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。经常和它一起被提及的，还有另外两个概念：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。
生育率，指的是某地在一定时期内 （通常为一年）出生活婴数与同期平均育龄妇女（15～49岁）人数之比。
而人口出生率，是指在一个时期之内（通常为一年），出生人数与平均人口数之比。这里说的“平均人口数”，是年初、年底人口的平均数，也可以用年中人口数代替。
跟总和生育率不同，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通常用千分数来表示。
在浙江，总和生育率最高的衢州（1.37），也仅刚刚超过全国平均线（1.3）。剩下的10座城市，集体不及格。
省会杭州的总和生育率，更是已跌至0.96，也就是每对杭州夫妇只生育不到1个孩子。这个数值快接近韩国了，而后者可是被称为“或将成为世界上首个消失国家”的恐怖存在啊。
伴随生育率的下降，浙江的人口出生率也比2010年时下降了3.14个千分点，降至2020年的7.13‰。与此同时，全省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，使得死亡率从5.54‰上升到5.84‰。这一降一升，浙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六普时的4.73‰，被直接打到了只剩1.29‰。
受此影响，浙江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，从2010年时的87.23%，下降到了2020年的78.5%。这些户籍人口中间，还包括很多过去十年落户浙江的外来人口，真正“本地人”的比例恐怕更低。




事实上，这些问题并非浙江特有，同处长三角的江苏、上海，情况更为严峻。毕竟浙江好歹还有温州等宗族势力强大、历来抗拒计生的地区，而江苏有的则是“比全国提前二十年进入老龄化”的计生红旗县如东。至于上海，人口总量停滞了都快有十年了。
体现到具体指标上，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0.74，比韩国还低。江苏在这项指标上虽然与浙江齐平，都是1.04，但其人口出生率却只有6.66‰。
尽管得益于长三角的地利优势，过去十年，江浙沪常住人口增量少则上百万，多则上千万，但本地人不生了这点，还是在经济、文化等方面，带来了许多不容忽视的负面冲击。
对此，可能有人要说了，你这是杞人忧天。粗鲁一点的可能直接破口就骂了：你这是典型的地方本位主义，在搞地域歧视。发展经济，有人、有劳动力就行了，哪里还分什么本地人外地人？
况且历史地看，自打泰伯奔吴开始，江南一直是片南下北人和本地土著共存、互动的移民社会。永嘉、靖康年间的几次大规模南渡，不仅没有冲击本地经济，反而大大促进了江南的开发，助力其最终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。
这话当然没错，但是要知道，随着中国人口增长由正转负，各地对于人口的争夺重点，已经从增量转入存量阶段。长三角虽然吸引力巨大，但架不住人口回流川渝鄂的趋势，抢人难度越来越大。这点在上海、江苏体现得尤其明显。
过去五年，上海人口增长时正时负，总量才多了不到30万。而江苏的几个头部城市，南京、苏州和无锡，人口年均增量也都在10万以内，很多年份甚至不到5万，只有成都、西安、郑州等中西部核心城市的一个零头。
而苏中、苏北的一些城市，人口直接负增长了。就连GDP破万亿、全国排名前20的南通，也存在户籍人口大于常住人口，也就是说人口外流的情况。
为什么江苏GDP始终追赶不上广东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广东本地人“能生”，人口后劲足。2021年，广东自然增长率高达4.52%，仅次于贵州（4.98%）、宁夏（5.53%）、西藏（8.7%），高居全国第四。而江浙沪分别为-1.1%、1%、-0.92%。
不要小瞧这几个点的差距。
如果说，经济数据是对过去发展的总结，它影响着今天的人口，那么人口数据则关乎未来的经济发展。特别是在全球贸易摩擦、产业外迁的大背景下，本地劳动力往往发挥着经济稳定器的作用。这方面，珠三角确实略胜长三角一筹。
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一方面是由于江南的宗族传统，没有闽粤那么根深蒂固。特别像上海，计划经济时代人人都是体制内的职工，这也导致上海和东北一样，计生政策执行得特别到位。
另一方面，跟广东人“早茶、夜宵、会生活”不同，江浙人被公认是“移动的赚钱机器”。行走在浙江的城市，晚上十点一过，大街上就冷冷清清没啥人气了。要说这儿的人有什么爱好，除了赚钱，就是买房。搞得浙江市县的房价，比中西部很多省会都高，从而也将楼市的“避孕”作用发挥到了极值。
不过，相比对经济的影响，本地人不生了，对江南文化的负面冲击无疑更大。




很多年前，上海就流传过一句话：内环说英语，中环说国语，外环才讲上海话。
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张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，本地人的日渐边缘化，以及随之而来的，吴语在江南的整体性式微。
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。根据对各地6～20岁青少年方言使用情况的统计，吴语区年轻人能够熟练使用家乡话的比例，是各大方言区里最低的。其中，“外环才讲本地话”的上海，已经是比例最高的城市了，达到22.4%。而上海话的两大源头，苏州话和宁波话，在各自城市青少年中的掌握比例，分别已低至2.2%和4.6%，近乎消亡。
这和我们的日常感受是一致的。
从90后开始，能够讲一口流利家乡方言的江南小囡，人数微乎其微了。受此影响，普通话已经取代吴语，成了长三角的通用语。人们见面后，通常会先用普通话交流，直到发现彼此是老乡，才改说方言。这跟珠三角的情况正好反过来。
在广东，粤语仍是主流用语，只有当交谈对象听不懂时，才会改讲普通话。这是因为，广州6～20岁青少年中，能熟练使用粤语的比例高达72%。
作为中国经济的两大火车头，长珠三角本土方言的命运为何会如此天差地别？要知道，经济、文化的兴衰，常常是相伴而生的。大家看国外，无论是好莱坞的风靡，还是韩流的盛行，本质都是国家经济硬实力的外化。
而在国内，晚晴民国时期的上海，不仅经济上傲视东亚，本埠文化也是相当强势，涌现了像《海上花列传》等一批吴语小说，滑稽戏等吴语戏曲。1949年后，随着大批上海豪商巨富南迁香港，上海话一度成为香港上流圈子的通用语，这点从《花样年华》等电影中都有体现。
六七十年代，随着香港经济的崛起，粤语文化进入兴盛期。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，粤语音乐、电影大量输入内地，一度成为流行文化的代名词，很多其他方言区的人们都争相模仿、学习粤语。
而现在，长三角论经济已恢复到历史高位，可以吴语为代表和根基的江南文化却面临危机。
这其中，既有吴语自身的原因，比如不像粤语那样有广府话作为标准发音，吴语是十里不同音，内部不同小片间交流都存在障碍，所以很容易在强势普通话的冲击下式微。但更关键的还在于本地人口的生育率过低，导致人口相对比例不断下降，吴语的使用环境遭到破坏。
不要觉得语言就是个交流的工具，换一种使用也无妨。须知，语言的背后是文化，每一种方言的消亡必然伴随相应地域文化的衰落。事实上，类似情况在江南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发生过，最著名的莫过于古越文化的消失。
今天的江南有很多迥异于中原、难以用汉语解释的地名，比如姑苏、句容、余姚、诸暨、上虞……它们都是先秦古越语称呼的汉化遗存，可惜除了“余”指的是盐外，其他绝大多数字词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了。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首越地诗歌《越人歌》，还是用古楚语翻译记录的，想想真是遗憾。
如果说古越语和越族文化的消亡，是文明幼年期族群战争的不幸结果，那么现在，吴语及其所代表的江南文化，在和平环境下的不断式微，则是必须也完全可以避免的。相比经济的一时起落，地域文化的存续，以及由此确保语言、文化的多样性，无疑更加兹事体大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江南人不生了，并不只是个人口问题。希望这一长三角当前的最大隐忧，能引起全社会，而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共同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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